简述票号和分号有什么关系

总分号的数量及其经营范围的变化已经比较粗略地反映了票号的盛衰概况，其票号经营业务的数量、所支配的资本量与盈利状况则进一步反映了其发展过程。就目前而言，票号对于这些情况的记载或研究仍然非常缺乏，有限的几个估计不仅比较笼统，而且相互之间相差甚远。

例如，韩业芳估计山西票号在清末极盛时期，“每家存款多则七八百万两，少则二三百万两，每年结利银五百余万两”（注：韩业芳：《山西票号皮行商务记》，1921年油印本，又见《山西票号史料》（增订本），第742页。）。范椿年则认为每家票号吸收的存款，“多者至千万、八九百万，少亦三四百万”，“票号获利总额须在一百万两左右”（注：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中央银行月报》，1935年第1期。）。东亚同文会编的《中国经济全书》中估计山西票庄的资本总数为3300万两，陈其田认为如果将“统事”与原先资本合算，则这一数字与实际相差不远。山西票庄的资本、存款与纸票三项合计的总资产约为2亿两，全体票庄的营业总数则自几千万至几亿两。

由于票号营业的非公开性，统计数字非常缺乏，从而为票号整体情况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但所幸的是，留存下来的少量资料虽然很不完全，但却比较票号符合统计学上的随机性要求，完全是基于一些偶然的原因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个别树木探窥整个森林，对票号的业务量、资本与利润进行一个更为精确的总量估计。